僅僅在30年后，世界就顛倒了個個兒：忽上忽下的豬肉價格代表了跌宕的CPI，20元一斤；你因不敢相信國產奶粉而選擇外國奶粉，要210元一罐；剛逃離堵車現場又要面對高速收費，需120元一程；修電器的人不再是鄰居而是物管公司，交200元一月；你一邊失眠一邊辦健身中心年卡，付3500元一年；你一邊對同事態度冷漠一邊參加搭訕培訓班，給800元一課……你的幸福感建立在每月的收支賬單上，你只為自己而活，你的人生發動機是你沒完沒了的欲望。
無法否認，金錢已經開始主宰你的自由，變成了你生活的國王。
明里暗里，金錢主導了一切社會權力關系。
錢的中國的拐點
早在1023年的中國成都，世界最早使用的紙幣“交子”就誕生了。從“凈眾寺”誕生的中國紙幣，卻多年未洗滌過眾人的內心。《管子》有言：“士農工商四民者，國之石民也。”士為首，商居末。“權力”和“金錢”不同步。
隨著中國的開放，西方的金錢邏輯亦來到中國。理想主義的偶像遠去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睡覺睡到自然醒，數錢數到手抽筋”的有閑階級。今天，韓國《韓經商業周刊》這樣描述“中國式金錢觀”：喜歡錢、能賺錢、愛攢錢。德國《世界報》引用了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東亞研究所馬庫斯陶貝教授的話：“中國的實利主義氣息異常濃厚，事業與成就首先是以金錢衡量。”
中國人的時間（生命）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。
贏者通吃的時代，錢成為了最近30年中國人思想與生活轉變的一個拐點。整個社會對金錢的集體向往，催生了中國中產階級成功與失敗交織的圖譜——他們有學歷、有房、有車、有家庭，手持多只具有成長性的股票，卻沒有私人生活的情趣。羅伯特·索洛在《資本主義的今天》里寫過，人們抱怨工作的冷淡無趣和非人性化，成就感和滿足感蕩然無存。同理，中國的中產們一邊分期付款支付所擁有的一切，一邊抱怨缺乏幸福感、價值觀崩潰。
姓錢的中國人總喜歡給孩子起個與錢抗衡的名字，諸如錢鍾書、錢學森，避免鉆到錢眼里的俗氣。中國人一直生活在關于錢的各種矛盾之中：愛錢，又怕有錢；不承認錢是生活的全部，但生活的一切都不得不圍繞著錢；不承認錢是人生的唯一價值，但回首往事，除卻為錢奔波的奮斗經歷，其他一切都乏善可陳——我們甚至無法說清，是失去了多元的生活選擇，才退一步去追求金錢；還是因為追求金錢，才導致了生活的淪喪。
中國人生活的一切不得不圍著錢轉。
錢無罪，人有病
億萬富豪李春平寫過暢銷書《懺悔無門》，說的是財富的傳奇。他在得到財富后，想把曾經的愛情、親情贖回來，“然而歲月不可以召回，青春不可以抵押，感情不可以救贖”，終是懺悔無門。
“這個世界將要失去某樣東西時，這樣的東西價格必須上漲。”《超級金錢》里的“大人物”溫菲爾德如是說過。在物欲旺盛的這個時代，純愛、友情、夢想與信仰早就物以稀為貴，與你內心的距離越來越遠，與錢的距離越來越近。
德國多特蒙德的海德瑪麗女士曾做過一個脫離金錢世界的試驗。這位50多歲的教師及心理治療師在6年時間里，只和別人進行勞動與實物交換。她給文化中心做飯，只為使用電腦；她給孩子補習德語，報酬是一頓晚飯；她幫別人照顧小貓，以換來一張車票。結果，社會人士給了既不交稅也不上繳社會福利的她一個負面的評價：“社會的寄生蟲”。市政府更持否定態度，因為沒有稅收的任何“貿易”，對城鎮而言都是災難。
這就是商業社會的邏輯，它造就的一個金錢為尊的“非環境”。金錢成為成功學標準背后，是這個社會的集體無力感與失敗感——在信息爆炸的社會，我們習慣懷疑多于信任；在資源緊缺的城市，我們習慣生存先于夢想；在商業時代，我們習慣以利益得失作為行事標準；在全球化時代，我們盲目相信西方的進步，卻忽略了高速發展帶來的文化斷裂；在多元的文化世代，我們反而找不到共有的追求與夢想，金錢成了唯一的大范圍目標符號。
英國首席法官培根寫有《論金錢》，卻因受賄被囚于倫敦塔。傳說培根出獄后燒掉了原作，想重寫《論財富》，卻支氣管炎復發而死。有考據癖認為他早已發現金錢的陰謀：“即在你獲得金錢的過程中，如果感到緊張或屈辱，在獲得金錢之后，就不要指望會生活得怡然自得，因為在緊張或屈辱中得到的金錢，用起來會更加不安和心酸。”
成功是一種毒藥，錢是它的藥引。如果金錢到最后，沒有給中國有錢的人帶來幸福，卻讓中國沒錢的人不斷抱怨，我們又該如何填補這30年觀念驟變所帶來的心理落差、道德錯位與文化斷裂？
文章來自網絡，文/黃俊杰
